大家都羡慕钱钟书和杨绛“只能死别，不能生离”的爱情，可比起爱情，我更羡慕他们拥有自己的“生平杰作”——“小棉袄”钱瑗。
钱钟书和杨绛对于自己的女儿钱瑗，实在很佩服。
杨绛曾问：“她像谁啊？”
钱钟书说：“爱教书，像爷爷；刚正，像外公。”
“爱教书”的钱瑗是一位“教师的尖兵”，她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40年，据学校的评价，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。她为了爱护学生，无限量地加重负担。
“刚正”的钱瑗在大会发言，敢说自己的话。刚做助教时，有人提出凡“女”字旁的字都不能用，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。钱瑗作为年纪最小的参会者，说出：“那么，毛主席词‘寂寞嫦娥舒广袖’怎么说呢？”
这样一个“爱教书”又“刚正”的钱媛，在家中时又秒变父母的“小棉袄”，他们这一家三口的相处模式实在是让人羡慕。
1.打造“独一份”的爱
年杨绛在英国牛津生女儿钱瑗时，遭遇难产，疼了一天一夜后，医院为她做了剖腹产。剖腹产前她被打了全麻，醒来时连皮带骨都痛，却静静地不吭一声。护士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！”杨绛回答：“叫了喊了还是痛呀。”她们越发奇怪了。“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？”“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？”
当时的剖腹产技术不如现在。为了这个“小棉袄”，医院住了23天。
刚知道怀孕时，面对这个马上要降临的小生命，钱钟书反复唠叨：“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，只要一个，像你的。”而杨绛心里却对于“像自己”并不满意，她想要一个像丈夫的女儿。最终如杨绛所愿，他们的女儿像钱钟书。
有了这个女儿后，他们夫妇决定不再生孩子，要将全部的爱都留给她。爷爷给她取名钱健汝，号丽英。这个美丽的号，他们接受不了，而“钱健汝”叫来拗口，就随兴给她起来个小名“圆圆”。
幼小的圆圆被自己的妈妈杨绛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他们一家三口在从英国回中国的轮船上待了二十多天，刚断奶两个月的圆圆原本是个胖胖的娃娃，却因为只能每天吃土豆泥，下船时不胖了，妈妈杨绛深恨自己的疏忽，没有帮女儿装备好奶制品，辅佐营养。
圆圆在两岁时得了痢疾后肠胃薄弱，妈妈杨绛严格控制她的饮食，告诉她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就算幼小的圆圆馋得眼角含泪也不行。
她和圆圆走在路上时，一定要搀着手，上了电车，总让圆圆坐在自己身上。三四岁的圆圆总说自己没有坐过电车，当时的杨绛很费解，后来才搞懂是屁股坐在车位置上的那种“坐”。
从十月怀胎，到呱呱落地，到歪歪扭扭地学习走路，再到咿咿呀呀地学习讲话，钱钟书和杨绛和普天之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尽其所能，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“小棉袄”圆圆。
如杨绛所说：“‘我们仨’其实最平凡不过的。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？至少有夫妻二人，添上子女，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。只不过各家各个样罢了。”
2.“不干涉”是最好的温柔
对于圆圆的吃穿住行，作为妈妈的杨绛照顾得细致入微。但对于圆圆的教育，杨绛却又是另一种不急不躁的态度。
在圆圆两岁半时，杨绛积极响应外公的号召：不让孩子过早地识字。
可天资聪慧的圆圆很快就认识了很多颠倒的字。原因就是每次她的小表姐学认字的时候，她坐在对面，听着读音，看着颠倒的字，就跟着记住了。
外公最后惊讶地给出了一句：“‘过目不忘’是有的。”
钱瑗10岁时，右手食指骨节肿大，查出是骨结核。那时这病并没有对症的药，要想治愈，全靠运气。但好在钱瑗在前十年被妈妈养的很健壮，十个月后就全好了。
年杨绛夫妇得到了母校清华的聘请，举家搬去北京。
此时的钱瑗已经在上海读完了初一。本打算去清华附中上学，可学校坚持要她从初一读起。杨绛看到那边的初中生开会多，怕影响大病初愈的女儿午休，就决定让钱瑗休学，自己在家教她功课。
她买了初中二、三年级的课本，教钱瑗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英文等。而代数越来越复杂，文科生杨绛开始偷懒，对女儿说：“妈妈跟不上了，你自己做下去，能吗？”钱瑗一向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就这样开始自己自学起来。过几天，杨绛有点不放心，又去给女儿买了套练习册，让她自己参考参考。
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年钱瑗考高中，代数满分。
年钱瑗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，志愿是“当教师的尖兵”，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的杨绛依然坚持响应外公的号召：孩子自己决定的事，不干涉。
在钱瑗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的时候，虽然万分不舍自己唯一的女儿去国外，但他们还是支持了女儿的决定。
在女儿出国的一年，作为老母亲和老父亲的杨绛和钱钟书，想念地好苦。后来这一年过去后又增加了一年。他们支持女儿多留学一年，但心里却在默默忍受着多出一年的离别苦。
就像尹建莉在《最美的教育最简单》一书中，所说的那样：“父母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，呵护孩子成长；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，促进孩子独立。”
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尊重他们的自身情况，发展轨迹，不过多的去“干涉”，也就是所谓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放手吧！
3.陪伴是最好的“言传身教”
作为一个“知识分子”家庭，“三个人一起看书”很自然地成为了钱钟书、杨绛夫妇陪伴孩子的重要方式。
钱瑗受父母的影响，在11岁时就已经读过了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小说，而且正在爸爸的引诱、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。和爸爸同样的习性，到哪里，就找书看。
那年回无锡老家，去爷爷房间时，找到一小柜杂志《少年》，读起来觉得不够味，一本本都翻遍了，满地是书。爷爷考问她读的《少年》，又考问了她别方面的学问，大为惊奇，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认定她是“吾家读书种子也”！
钱瑗上大学后，杨绛夫妇作为“知识分子”家庭，免得犯错、惹是非，就离群素居。平时他们在家工作，周末女儿回家，就会去颐和园后山的松堂，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，但他们和每棵松树都认识了。
动物园也是他们最喜爱的地方。像认识松堂的所有松树一样，他们也熟悉那里所有的动物：那里的大象很聪明，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，逗饲养员玩；犀牛讨厌游客，会向游客射尿；河马最丑，半天不肯浮出水面；孔雀春天长肯开屏......
小时候的钱瑗乖得出奇，可在爸爸回来后，就“不乖”了，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，简直变了个样儿。
她在去世前一两个月时，躺在床上写《我们仨》，第一节就是《爸爸逗我玩》。这个“逗我玩”不光存在于钱瑗的童年，一直到爸爸钱钟书84岁去住院前还一直在进行着。
84岁的爸爸钱钟书可怜地大声求救：“娘，娘，阿圆欺我！”57岁的阿圆理直气壮地喊：“Mummy娘！爸爸做坏事！当场拿获！”所谓的“做坏事”就是在女儿的房间捣乱。而这次的“捣乱”，钱钟书将一大叠的辞典放在了女儿的枕头上面，又在辞典上放了一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，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，皮鞋里插着女儿的各类用笔，另一只塞着扫床的笤帚把。
这样“逗你玩”的小游戏，父女俩玩了半个世纪都没有厌烦。
钱钟书的“只能死别，不能生离”，不光是对自己的爱妻说的，更是对爱女说的。
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其实在长情的告白后，父母对于孩子的陪伴，更是自己“言传身教”的最好方式。
父母在陪伴孩子时，向他们传递了自己遍布日常的习惯，对事物的看法和为人处世的方式，更表达了他们对孩子深深地爱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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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们仨》中，钱瑗是妈妈杨绛的“生平杰作”，爸爸钱钟书认为的“可造之材”，爷爷心目中的“读书种子”。
《我们的钱瑗》中，钱瑗在同事心目中学术一流，谦虚谨慎；在学生的心目中治学严谨，平易近人；在朋友的心目中热情仗义，富有情趣。
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“小棉袄”钱瑗。
属“革命群众”的她，回属“牛*蛇神”的父母家。在大院门口贴好大字报和父母划清“思想上的界限”。然后一言不发地依偎在妈妈身边，帮妈妈缝制一套新睡衣。过后又从书包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，找一个玻璃罐，慢慢地剥掉一颗颗糖的糖纸，将糖果放过罐中。最后还细心地将糖纸装入书包带走，免得被人从垃圾里发现。
我羡慕这对“文学伉俪”和“小棉袄”钱瑗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无论是儿时他们对钱瑗的爱如珍宝，细心照料；还是成长中对她的适当放手，尊重选择；或是长大后钱瑗乌鸦反哺似的对他们贴心照顾，用心陪伴。
所有的一切都给人以一种如春风拂面般的自然和温暖。
当今社会，大家都喜欢强调“原生家庭”的作用，我想“他们仨”应该就是“原生家庭”最好的正面教材吧！
作者：80后程大花。30岁后才知道20岁时的迷茫是因为选择太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