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，毕业后回到济南，在他的母校济南高中当了一名国文教员。
走进这所学校大门，他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有些欢喜又有些忧虑。
欢喜的是抓住了一个饭碗，忧虑的是他熟悉的东西用不上，因为在清华大学四年，他学习的是西方语言文学，脑袋里装满的是河马、但丁、莎士比亚，而现在，他必须要往脑袋里装屈原、李白和杜甫了。
在一开始接洽这个工作，他的脑子里就有一个问号，在那找饭碗如登天的时代里，为什么竟有一个饭碗自动的送上门来？
他预测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，到了学校后，他逐渐从别人的谈话中了解到，原来，校长想把本校毕业生组织起来，好在对敌斗争中为他助一臂之力。
那时季羡林，毕业于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，大概是因此才被校长看中，邀请他来教书的吧！
季羡林之所以教了国文，是因为英文教员满了，就只好让他交个国文。
在济南高中教国文的过程中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有好几次季羡林有想哭的冲动。
面对三个年级的三个班，他每天要备课，还要学习古典文学作品。虽然在小时候念过一些诗经楚辞，因时间久远，也忘得差不多了。
现在要教人，就必须要弄懂，他日夜抱着一部词源加紧备课，有的典故查不到，也颇令他伤神彷徨。
那时的校园极美，窗外正盛开着木槿花，在黑夜中阵阵幽香破窗而入，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，只有他一个人还不能安宁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季羡林总觉得被人遗弃了，很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。
教国文对季羡林来说是一种人生考验，在第一次上课以前，要先把学生的名字看上一遍，因为学生的名字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生僻字，必要的时候需要查康熙字典求证。
如果在第一堂课就念不出学生的名字，那么，老师在学生心目中就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了，学生们会认为这样的老师毫无威严，甚至接下来还会影响课堂效率。
季羡林在点名时，也会遇到在康熙字典上查不到的字，就只好先跳过点名，在最后，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？
这时候没点到名的学生，一定会举起手来自报姓名，这小小的一招，让季羡林由衷感激，因为这样，他的威信就不至于在一开始就破产了。
作为一名国文教员，让季羡林感到尴尬与不安的事也时有发生，有的学生比他还大，从小在家里念私书，旧书念得很不少。
一次有个学生对季羡林说：“老师，我比你大五岁呢”，说罢嘿嘿一笑，在这笑声里，季羡林感觉里面有威胁和嘲笑，可是这老师他还是要当下去啊！
当时在学校好像有这样一种风气，教员一定要无所不知，在课堂上，教员绝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，绝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，否则就会被学生所讥笑。
那时，季羡林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压力是十分大的，毕竟在清华他学的是西方语言，刚毕业就要教国文，而且还要保证质量，讲的全对，能回答同学们提出来的所有问题。
面对同学提出来的问题，他有时也会顾左右而言他，或是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。
这些都让他感觉痛苦，下班后回到寝室，思前想后，坐立不安，孤苦寂寥之感，又纷纷向他袭来，莫名的又有一种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的感觉。
看得出，季羡林教国文时确实不太顺畅，有时还要担心自己的饭碗。
身在学校教书也会受学校环境的影响，每当从别人嘴里听到一些疯言疯语，说某某人陪校长太太打麻将了，某某人给校长送礼了，某某人请校长夫妇吃饭了。
这时，他会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，也想着学习他们一下，但是却来了问题，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，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？
后来他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缺少天才，只好作罢，但心里，总感觉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起来，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他又想去什么地方哭上一场了。
正当季羡林心急似火，对前途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的母校清华大学给了他一个去德国留学的机会，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，非抓住不可。
在狂喜之余，他不由得又心急如焚了，他的人生似乎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上，一条是桃花，一条是雪。
在他面对现实的时候，他的困难明摆着，亲老子幼，如果他一走，真不知全家靠什么来维持生活！
究竟何去何从？他的内心十分纠结，这也是他平生中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抉择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季羡林得到了叔父和全家人的支持。
亲人们对他说，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苦日子，只要饿不死，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，为祖宗门眉增辉。
在年八月一日，季羡林万般不舍离开了家，开启了他的十年德国留学生涯。
